第01节

，呆在那里。

    到了夜晚，她才行动起来。她开始沿洞里萨湖北上，是的，她要按那位老者指点的相反方向而行。就这样。啊！那个妈妈，她不知道她可以这样做吗？那她很快便会看到的。她准会猛然醒悟过来，拿起一根根子，不许她进门。但是这一回，当心你自己吧。

    再见到那个女人，把孩子交给她。随后，在季风中再一次远去。

    她又走了足足一夜，和一个早上。穿过的水田一块又一块。天空低垂。太阳升起以后，头脑却沉重下来，到处是水，天空低垂，竟已触到了水田。四下里依然很陌生。她继续行走。

    她愈来愈害怕，脚步儿不由得愈走愈急。

    她醒转过来，看见了一个集市，好不热闹，出现在那里，她走了过去。那气味，正是家乡食物的那种气味，她相信：她已经离家很近了。

    她走到一个尖顶茅屋前，蹲下来，想在那里等着什么，并且希望能看得更清晰。她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比如等着集市收摊。但是今天她等呀等，终于看见了等待着的事情：

    她父母正打集市的那一头走来。她的视线模糊了，她深深地低下头去，毕恭毕敬地，呆在那儿很久。她抬起头来，看见妈妈，打市场的那一头，正笑吟吟地望着她呢。

    激动还没有让她不能自己。饥饿，原本被恐惧挡在了后面，现在又冒了出来，虚脱之中，她看到了烧肉，闻到了粥香。那是妈妈的爱正在盲目地表示吧。她看见人家给妈妈拿出了爆竹和香，便自个儿在那里念念有词，感谢老天，刹那间，那集市便在她的眼前旋转起来，陶然让她沉醉。

    多么快活。

    她看见了兄弟姐妹，高高地坐在一辆马车上，她朝他们挥手示意，他们也笑容满面，向她这边伸出手来，他们认出了她；她又一次深深地低下头去，依然那个姿态，面朝大地；她猛然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张香饼，饼就放在面前。谁的手会将饼放在了面前，莫不是妈妈的手？

    她吃了那饼，吃完睡了过去。

    她就睡在那尖顶茅屋下面，躺在那里。

    直至她睁开眼睛，才感觉到一种炙热的、明晃晃的光线，正笼罩四野，集市没有了，家人去了哪里？她怎么让他们就这么走了？她的妈妈不是说：我们该回去了。难道不是吗？她记得明明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妈妈，那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女人呢？一个可以说是妈妈的女人，那个女人，她看出可怕的情形，看出她肚子大得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于是说她该回家去了。

    她呆在那茅屋下面，直至夜幕降临。一个女人给她端来一碗米饭。她试图弄明白。谁说出了未了的这句话：我们要回去了，顾不着你了。

    她睡了足足一个下午，像是被什么击垮了似的，如同她在豆宏山脉时那样。她在傍晚时醒来。她记不清了，她在想，今天看到的，兴许根本就不是她的妈妈，不是她的兄弟姐妹。可她为何感觉看见的，偏偏就是她的妈妈，就是她的兄弟姐妹呢？现在来看，这些人和那些人，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夜色下，她顺着原路往回走去，沿着洞里萨湖向南走去，顺着从前那位老者指点的方向。

    后来，在她的家乡一带，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炙热的、明晃晃的光线下，她正在远去，依然怀着孩子，她不再怕什么。她要走的路，她已决定，那是一条永远离别妈妈的路。眼泪挂在脸上，但是，她却拼力地唱起一首家乡的歌谣。

    彼得-摩根。他摘下了笔。

    他出了房间，穿过使馆花园，上了那条沿着恒河伸展的马路。

    她在那里，就在那个前任拉合尔副领事的临时官味对面。她正睡着，在路边灌木丛的荫蔽之下，躺在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她的头光秃秃的，就在那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彼得-摩根知道，夜里，她又到了恒河里去游泳，她又去招惹了一番路人，她又唱了歌，她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彼得-摩根在加尔各答注意过她的行踪。所以他知道这些。

    就在她沉睡着的身躯旁边，还有麻风病人睡在那里。麻风病人开始醒了。

    彼得-摩根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很想了解加尔各答痛苦的一面，很想投身进去；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希望随着对痛苦的了解，最终结束自己的无知。

    已是早晨七点。黄昏般的晨光。天边的云臀停滞不动，覆盖在尼泊尔的上空。

    向远处望去，整个加尔各答渐渐地苏醒过来。一窝蝼蚁开始蠢蠢而动，彼得-摩根想，平淡乏味，惶恐不安，害怕上帝，还有痛苦，痛苦，他想。

    忽然，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百叶窗吱吱的声响。那是副领事官邸的百叶窗，他准是醒了。彼得-摩根急忙离开马路，侧身花园的栅栏后面，等在那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出现在阳台上，半露着身子，他朝马路上望了一刻，又退了回去。彼得-摩根这才穿过使馆花园，朝他的朋友斯特雷泰尔夫妇的官邻走去。

    早晨的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使得那些不习惯加尔各答气候的白人，醒来之后，脸色显得白苍苍的，煞是难者。他这时正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

    他从室内踱步到阳台上。

    加尔各答，今天，早晨七点，黄昏般的晨光，喜马拉雅山的云级停滞不动，覆盖在尼泊尔的上空，云羁之下，恶劣的雾雷聚积不散，过不了几日，夏季风就要来临。她正在睡着，在路边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在阳台对面，躺在沥青马路边缘的土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她的头光秃秃的，就在那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她又到了恒河里去游泳，她又唱f歌，她又招惹了一番路人。

    马路上，几个女人正在四面洒水，干燥的灰尘经水冲湿，粘在地上，散发出尿味。

    在恒河上面，那些灰色的游隼已经醒来，在看；在恒河岸边，总是那些麻风病人，他们醒来了，在青。

    两小时前，在加尔各答的纱厂里，就有一帮散漫的工人，有气无力地维持着工厂的运作。

    拉合尔的副领事看着加尔各答，灰烬，恒河，那些洒水的女人，那个睡觉的女子。他离开阳台，回到卧室，开始刮胡子，气温这时已明显地上升，他看着已经变得花白的两鬓。他刮完胡子，完了以后，他又一次踱到阳台上，又一次看问棕榈树，石头，那些酒水的女人，那个睡着的女人，看向河岸边麻风病人的聚集地，看向河里的游隼，这就是加尔各答或拉合尔，棕桐树，麻风病，黄昏般的晨光。

    随后，在这样的晨光里，副领事冲过澡，喝完了咖啡，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拿起一封刚从法国来的信，看了起来。一位姨妈这样写道：有一夜，巴黎这里刮起大风，这事已经有一个月，不过直至现在，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房屋的一扇窗子和百叶窗都被吹开，本来那扇窗子就半敞在那里，留着室内通风用的；是当地警察局通知了她，她下午就过去了，把窗子关好，并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噢，还有一件事，她差点儿忘了：她去关窗子的时候，发现那棵靠近栅栏的丁香树又遭劫了；没有人看管，所以每年春天都是这样，总有一些野姑娘要来偷采。

    副领事忽然想起，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准备，是关于法国使馆的招待会的，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晚上就要举行，他在最后时刻才被邀请。昨天晚上，大使夫人就一句话：请来参加。

    他站起来，去告诉印度仆人，把他的晚礼服刷一刷，而后又回到沙发上坐下。马尔赛坡的姨妈寄来的信已经读过。关于百叶窗被吹开和丁香被采那两段，他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才确定：信读过了。

    他在等办公时间的到来，手里还拿着那封信。此一刻，彼一时，在那边是一个沙龙，一切井然有序，黑色的大钢琴闲在那里，在乐谱架上，放着一份没有打开的乐谱，乐谱上写着“印度之歌”，却看不怎么清楚。栅栏的门紧紧地锁着，外人不可能钻进花园，不可能走近，人家不可能看到乐谱的名字。在钢琴上，有一盏台灯，是用中国花瓶改成的，灯罩用绿色的丝绸制作，它有四十年了吗？是的。在这房子的主人出生之前就有了吗？是的。风暂时停息下来，百叶窗开在那里，耀眼的阳光投射在绿色的台灯上。一些人停在外边：应该想想办法，否则，今夜还是睡不好，你们听到昨夜吮当跷当的声音吗？响了足足一通宵，就像敲丧钟一样。又有一些人，一群人停下来：这个房子老是关着，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个独身男人，约摸三十五岁吧。

    他叫约翰一马克-H。

    一个独子，父母已经死了。

    这个住宅还可以称为府邸，带有花园，坐落在巴黎，几年来一直关着，因为房子的主人从事外交生涯，这期间，正在印度那里当领事，警察局知道，这种情况下或一旦火灾时，该通知谁：在马尔赛坡区，有一位老夫人，她是房主的姨妈

    风又刮了起来，百叶窗随风关上，阳光悄然隐去，丢下了绿色的丝绸，钢琴重又蒙上阴影，直至日暮。两年了。

    仆人还在剧那件粗呢晚礼服，那刷子的声音让副领事越听越刺耳，他站起身，关上了门。

    起床的时间终于过去，办公的时间继之而来。

    副领事步行去工作，他沿恒河走了约摸十分钟，经过一块林明地，林荫下，那些始终憨笑着的麻风病人在等着。他走进使馆，穿过一片夹竹桃和一片棕桐树：他的办公室几间单独地围在一起，在另一边。

    一个平和的声音又在问道：这个先生在的时候，你们都听到过钢琴声吗？那是在做音阶练习，还是用一只手在弹什么曲子？弹得多么别扭啊。一个年迈的声音答道：是的是的，从前，每天晚上，是有个孩子用一个手指弹奏，记得弹的是“印度之歌”吧。还有呢？年迈的声音又答道：从前，是的，夜里的时候，不过并不久远，人家曾听到过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像是镜子之类的，从一个独身男人的住所传出来，那个男人也就是弹奏“印度之歌”的孩子。知道的情况恐怕就这些。

    副领事一路上口里吹着“印度之歌”。他碰到了夏尔-罗塞特，夏尔-罗塞特从一条小径上突然走出来，正与副领事碰个当面，他很想避开副领事却避不开了。他与副领事寒喧了几句。副领事说他已接到邀请，让他参加明晚使馆的招待会。夏尔-罗塞特的脸上掩饰不住惊讶的神色。副领事又说，这将是他在加尔各答参加的第一个招待会，但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招待会。夏尔-罗塞特说有急事在身，便抽身离开了他，朝使馆办公室的方向仓促走去。

    五个星期前，约翰一马克-H来到了这座位于恒河之滨的城市，来到了印度这里的首府：加尔各答，它的人口还和过去一样，五百万，当然还不包括一些未知数，比如，今天，在夏季风来；临之前，在这黄昏般的晨光里，刚刚拥入城里的那些饿死鬼。

    他从拉合尔来，在那里，他作为副领事待了一年半，后来，因为出了事，被调离拉合尔，加尔各答的外交当局认为那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案件。现在，他在这里等待重新安排。然而，迟迟不见动静，看来还相当麻烦。有人说可能安排去孟买，但此说缺乏可靠性。外交当局认为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一些事做，让他在加尔各答继续等待。他的办公室工作就是一些整理分类的事，正是安排给像他这种情况的官员来做的。他住的官邸是专供那些在加尔各答等待调动的官员使用的。

    虽说在加尔各答无人不知拉合尔发生的事，但其中详情却无人知晓，除了斯特雷泰尔夫妇。

    副领事口里停住了，不再吹“印度之歌”。

    加尔各答，早晨，黄昏般的晨光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正穿过使馆的花园，他看见了她。

    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走到使馆的附属建筑那边，她对那里的人说，剩饭剩菜以后要留着，给加尔各答那些饿肚子的人，她还说从今天起，再准备一个存放凉水的盆，放在炊事房这边的栅栏前，挨着那些剩饭剩菜，因为夏季风就快来了，他们要喝水的。

    吩咐完毕，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又穿过花园，回到两个女儿那里，她们正在一条小径上等着她。她们一起朝网球场走去，而后又转向花园深处。她们在散步。外面温度已经很高了，网球场好几日前便已冷清下来。她们下身着白色的运动短裤，上身裸着胳膊。她没有带帽子，她不怕太阳。正当副领事走过使馆的大楼，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看见他，向他表示了一下，她也像加尔各答的每个人那样，对他采取小心谨慎的姿态。他朝她身子欠了一欠，继续走去。他俩这样相遇已经有五个星期，每一次两人都是这种方式。

    在那冷冷清清的网球场四周，围有栅栏，一辆女式自行车停靠在上面，那是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的自行车。

    夏尔-罗塞特受法国大使之请，要与大使一起，来看约翰一马克-H的材料。

    大使的办公室里，窗帘垂落，遮挡住了落日余晖般的晨光。灯光之下，只有他俩。

    夏尔-罗塞特手里拿着一份材料，那是约翰一马克-H写的关于拉合尔意外事件的汇报，他向大使念道：

    “我在拉合尔担任副领事一职，前后一年半。四年前，我曾提出过请求，希望在印度这里谋得一职位，当任命书下来，我欣然接受。我承认在拉合尔做出了那件事，大家也都认为是我做的。我不怀疑任何证人证词的忠实性，唯独我那个印度仆人例外。我情愿承担此事的全部责任。”

    “我既归外交当局领导，当局自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我的未来。如果他们认为必须解除我的职务，我只能表示接受，正如我坚持还想留在领事机构里工作一样。我已做好准备，奔赴任何指派的地方。对于拉合尔，我去留无意。对于我在拉合尔的那件事，我既不能对它予以解释，也不能说明不能解释的原因何在。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无论其在外交领域之内或是之外，都不会真正对我要做的解其释感兴趣。但愿他们不要因为我拒绝解释就认定，我这是在疑心谁或是蔑视谁。只是找认为拉合尔发生的事，若要说得清楚，实在不可能。”

    “再要补充一点，我在拉合尔做出那件事，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出于醉酒的原因。”

    “我以为他自己会提出来，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大使说，“可他没那么做。”

    “您什么时候找他谈广

    “还不知道。”

    大使友善地看着夏尔-罗塞特。

    “我没有权力那么做，但我正在考虑，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这件事太让人头痛了。”

    约翰一马克-H的档案上面，是这样写的：独生子。父亲是个小银行家。父亲死后，母亲嫁给了布雷斯特的一个唱片商，两年后也死了。约翰一马克-H保留了他家在纽伊的私宅，假期他便回到那里小住。十三至十四岁时，在塞纳一瓦兹省蒙福尔市的一所私立中学，做过一年的寄宿生；进寄宿学校的原因是：孩子体质脆弱，应当去外面经经风雨。在去蒙福尔之前，他只是个平平的学生。从到了蒙福尔起，他的成绩优异。后因表现不好，被校方开除，离开蒙福尔，但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原因。之后回到巴黎，进入另一中学，直至学业结束。后来——根据他自己的志愿——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起初几年，没有任何记载。随后，约翰一马克-H三次提交了停职申请报告，在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离开了巴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又去了哪里。对他的评语很一般。好像约翰一马克-H早就希望到印度来，到这里来暴露自己的本性似的。只有一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无男女关系史可查。

    大使曾给他现在推一的亲人写过信，那是他的姨妈，住在巴黎的马尔赛坡区。她随即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样，”她在信中说，“在这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不像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还自以为了解他呢。可谁又能了解他呢？”

    “他还发疯吗？”

    “是的，不过，他的神经抑郁症得到了改善。尽管他经常会发，但人人都说，他的神经毛病好多了。”

    “只是很晚以后，才有呻吟声传来。”

    “人家起初以为，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爱玩弄手枪的人，可后来深更半夜的，他开始喊了起来……后来，必须要说的，有人在萨里玛的花园里发现了几具尸体。”

    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姨妈说些什么呢？几乎没什么：说他更喜欢寄宿学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温暖，说正是从到了蒙福尔以后，他才变了，才成了一个……她措辞谨慎，甚至有点晦涩——所以让人推断不出，他在拉合尔到底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总的说来，一切都很正常，除了没有女人这一点，不过，这一点真是这样的吗？

    “我非常抱歉。”夏尔-罗塞特继续念道，“我实在无以证明，我的外甥曾经有过某个女人。他总是愿意独自一人，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他依旧与谁也不来往。很快呢，他就让我们，让她的母亲和我，处得离他远远的；自然连一点儿心里话也听不到了。大使先生，请允许我以他的名义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恳求您能宽容为怀。我的外甥在拉合尔失去理智的行为，归根到底，不会证明他有着某种隐秘的心态吧？在他的身上也许有着某种东西，不曾为我们注意，但恐怕不能因此就说明，他是多么卑鄙可耻的吧？在做出最后惩处之前，这个行为不会被视为一种故意的行为，甚至具有某种原则性的动机吧？真不知为何要追溯他的童年时代，来解释他在拉合尔的行为呢？难道不该在拉合尔也寻找一下原因吗？”’

    “在这件事上，我还是惯用推测的方法，到他的童年里面寻找解释。”

    大使边说边从那些材料中抽出了信。

    “这封信最好不要落到拉合尔那边，”他继续说，“那样会够他受的。我这样做虽然违规，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你怎么想？”

    夏尔-罗塞特犹疑片刻，问大使河以对约翰一马克-H的所作所为那么宽容。现在的情形不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需要严加惩处吗？

    “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往往才需要从重惩处，”大使说，“这里又没有什么对立派，是不是，这只是一种……一种事态吧…很明显嘛，至于拉合尔…拉合尔，又怎么说呢？”

    他有时见见他吗？大使问道。不，这里没有人见他，除了欧洲俱乐部的经理，那个醉鬼。在拉合尔，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有什么朋友。

    “他对欧洲俱乐部的经理才有知心话，”夏尔-罗塞特说，“他不该不知道，几乎什么都给他说出来了。”

    “他说起拉合尔了吗？”

    “没有。好像只说他童年的事，正像您希望的那样……”

    “可他，依你看，他为什么那么做呢？”

    夏尔-罗塞特想不出为什么。

    “他的工作很出色，”大使说道，“现在好像事态开始平息。这事看看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