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过度卷 （七） 总部

方故事中的海盗船长。

    此外，就没有任何特殊点了。他的气质和那些经常夜宿街边的酒鬼差不多，一样的洒脱不羁。

    因为和徐攸之说话时，一手拿着刻刀，正在雕琢一块石头。另一只手则握着酒瓶，看其标签，居然是几万块一瓶的路易十三白兰地。

    对酒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白兰地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橡木桶陈化时间。而路易十三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岁月陈化的名酒，境界当然至高无上。

    就像广告上描述的那样，“饮用人头马路易十三，如同经历一段奇幻美妙的感官之旅。最初可感觉到波特酒、核桃、水仙、茉莉、百香果、荔枝等果香，旋即流露香草与雪茄的香味。待酒精逐步挥发，鸢尾花、紫罗兰、玫瑰、树脂的清香更令人回味。一般白兰地的余味只能持续十五至二十分钟，这款香味与口感极为细致的名酒，余味萦绕长达一小时以上。”

    这种味道和价格皆站在金字塔尖的酒水，不是一般的有钱人招架住的，非高官和财阀不可享有，乃是升职竞标，贿赂领导的必备良品……

    这人什么身份，这么有钱，能喝上传说中的名酒。

    徐攸之毫不怀疑品牌的真实性，他灵敏的鼻子已经闻到了酒精的浓郁香气，是那么的醇厚诱人，即便是假酒，品质也远非地摊货可比。

    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酒上，没注意到大胡子在说些什么。

    徐攸之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搓了搓手掌，发挥了不要脸的精神，“能不能给我喝一口。”

    大胡子一愣，没料到徐攸之刚见面就讨酒喝，一时间不知所措。

    见状，徐攸之赶紧说道：“放心，就一口，我想尝尝路易十三是怎么滋味的。”

    大胡子爽朗一笑，放下刻刀，拍了拍徐攸之的肩膀，变戏法似的从身后背包中又摸出了一瓶一模一样的酒，“拿去喝吧。”

    徐攸之不敢相信大胡子会把这么贵重的物品送人，对于嗜酒如命的人，这比山珍海味更具有吸引力。

    虽然外包装是路易十三，但瓶子里的东西就不一定了，兴许灌了半斤散装二锅头糊弄自己。

    哼，以为自己是这么好搪塞的？我可不是一般的酒鬼，以次充好在这是行不通的，舌尖沾上一点，就能辨别出酒水的品级。

    共济会是一个准宗教的精英组织，分会遍布全世界。

    古往今来，共济会的名人不计其数，影响很大。

    音乐领域，例如莫扎特，其代表作是《魔笛》一篇公认的带有共济会思想音乐作品。

    找到一篇硕士论文《18世纪共济会的理想及其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其中提到不少启蒙时期的名家，除了莫扎特外，还有（觉得麻烦的话，可以略去往下看）

    海顿在1785年2月成为共济会的成员，在埃斯特哈齐分会入会，他的兴趣得到了他的密友P.万利兹基的更大刺激，P.万利兹基是埃斯特哈齐伯爵宫廷的音乐指导。海顿在入会后，似乎没有参加任何共济会活动，也没有为共济会创作任何音乐，虽然有人认为其作品《创世纪》（The ）有某些种共济会象征主义的证据，但无确论。1787年，海顿的会员资格终止了。

    贝多芬对共济会仪式的了解比熟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思想要更深。有材料指出作曲家贝多芬“是共济会成员，只是在他的晚年在共济会不再活跃”。他创作勒几部显然受到共济会启发的作品，尤其是弦乐四重奏的柔板，《菲黛里奥》中的一些乐句，以及《第九交响乐》的终曲乐章等，都是对共济会经文谱的曲。

    19世纪作曲家中参加共济会的有很多，李斯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1841年加入法兰克福的“Zur Ei”分会，1842年在柏林的“RoyalYork”分会被提升为工匠，然后1870年在布加勒斯的“Zur Ei”分会被提升为大师。他对共济会的兴趣受到瓦格纳《帕西法尔》的一些方面的影响，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瓦格纳有意在从入会和炼金角度创作的。在1872年前后他一到达柏林，就要求加入这个城市的一个分会，但精神的压力使他放弃这种想法。古诺，虽然是位实践天主教徒，对共济会象征主义非常感兴趣，创作了一部“准共济会”歌剧。这部作品的乐谱非常类似《魔笛》的韵律因素和管弦乐特征。音乐学家胡戈?里曼也是位著名的共济会成员。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共济会中所强调的某些思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勒西方自古典注意以来音乐文化中自由思想的形成，因而使得18世纪的音乐出项一种理想主义的风格，它体现在奥地利人的亲切随和虔诚敬神的结合之中。作曲家们凭借自己的创作展示勒他们对世俗音乐在风格与形式方面的关注，进而把他们追求的自由精神融入他所生活的那一时代的语汇之中。

    上述是音乐方面的。

    还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是共济会的成员，美国开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多数也为共济会成员。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因为这些名人的功绩而对共济会作出评论，而是倒过来，为什么这么多名人会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这点从一本《关于欧洲禁书检查制度发展史》的书中得到启发。欧洲的禁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并且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间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而这点往往被中国西方历史学者所忽视。西方历史不像华夏，对于禁书的传播并未形成严密而成体系的检查制度，往往仅仅依靠皇权就可轻松解决，所以并无系统化的必要。但是在西方，因为长久以来并无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基督教以及各个王国政权的禁书需求并不可能如华夏这样随心所欲。所以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的书报出版发行检查制度。

    而由出版前的“审批”制度到出版后“追查”制度之间的过渡，其中各种推动的力量，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共济会，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在欧洲出版业以及出版检查制度的发展和改革中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书中提到，当时书商为了获利而转入地下印刷，而如果共济会在这个时候提供过帮助的话，那么就必然同银行家们打交道。所以，共济会和金融家的关系应该是这个时候建立的，而共济会本身的会员对象则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包括，商人，银行家，政治领袖，贵族等。